北京大學于中國共產黨創建之貢獻

                    三、五四運動前后的北京大學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李大釗

                    【摘要】: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和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地,它培育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者。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北大進步師生和校友,在各地的建黨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學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拔逅倪\動”和俄國十月革命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思想基礎。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高等學府。它為我國培育了最早的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一批北大師生和校友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參與了各地共產黨小組的創建活動,在建黨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中心和五四運動策源地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追根溯源,首先得從蔡元培改革北大說起。1916年12月,著名教育家、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為此,他上任伊始,就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是陳獨秀。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為《新青年》),并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由此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1917年,陳獨秀受聘北大,《新青年》也隨遷北京,實現了《新青年》與北大的結合。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高一涵等相繼參加編輯工作,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推動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編輯部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與此同時,校長蔡元培和其他北大師生王星拱、楊昌濟、周作人、傅斯年等也加入撰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鮮明地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把批判的矛頭集中指向了長期以來占據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孔學。以思想解放為使命的新文化運動,通過批判孔學,動搖了儒家正統思想和專制主義理論的統治地位,打開了遏制新思想傳播的閘門,從而在中國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是這場思想解放的潮流,不僅在思想上啟迪了一代青年,而且推動著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去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的途徑,成為他們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土壤。

                    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正當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之時,俄國于1917年11月發生革命,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后,協約國于1919年上半年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但這次和會是在第一次大戰中取勝的幾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把持下進行。中國政府因戰時參加后來戰勝的協約國一方,也派代表參加和會。在會上,中國代表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等希望和要求。但是,不僅這些要求都被拒絕,會議竟然規定戰敗國德國應將在中國山東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來,學生中久已郁積的憤怒一下子爆發出來。在北大學生發起并積極活動下,5月4日,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三千余人集齊于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北洋政府對學生的愛國行動進行了鎮壓,但被捕學生仍斗志昂揚。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和遭到軍閥政府鎮壓的消息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6月5日,上海七、八萬工人總罷工。在全國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三罷”斗爭的壓力下,北京政府6月11日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釋放被捕學生,于6月28日拒簽《巴黎和約》,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

                    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盵①]五四運動對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蓬勃興起,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準備。

                    北京大學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和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沒有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誕生也就無從談起。而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系統地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李大釗。

                    北京大學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北京大學傳播馬克思主義是從李大釗開始的。李大釗于1918年1月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兼任政治學系、史學系教授。1918年11月底,李大釗在中央公園發表《庶民的勝利》的著名演講,熱情歌頌十月革命,向中國人民介紹布爾什維主義,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

                    當人們對于俄國十月革命還多抱漠然態度以至疑慮悲觀的時候,李大釗卻率先發出歡呼聲。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專門介紹了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情況,說:“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土(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②]表面上看,李大釗在這里論述的是俄國革命,是中國之外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他內心時時思考和關心的是中國的社會現實。他從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革命思潮的傳播中,敏銳地意識到整個人類社會歷史即將發生大變革的征兆。他指出:俄國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坝山褚院?,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自1840年以來,無數優秀人物所艱苦探索的救國之道,終于由李大釗率先揭示而明白:真正要解決中國的救亡與復興問題,中國先進分子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依之建立革命黨組織,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責任。1919年9 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第六號上發表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該文中,李大釗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介紹唯物史觀的部分里,指出:“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吧a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接著,他指出:“與他的唯物史觀很有密切關系的,還有那階級競爭說?!薄榜R氏與昂格思合布《共產者宣言》,大聲疾呼,檄告舉世的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蔽恼略诮榻B了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資本集中等原理后指出:“資本主義是這樣發長的,也是這樣滅亡的。他的腳下伏下了很多的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本來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到后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F今各國經濟的形勢,大概都向這一方面走?!蔽恼逻€明確指出:“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盵④]

                    北京大學率先在中國高校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在中國的高校中,北京大學最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課程,向學生講授。從1920年10月起,李大釗先后在北大史學系、政治學系等系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現代政治”“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編寫了《唯物史觀》和《史學思想史》等專著和講義,開中國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之先河。

                    今天保存下來的幾份北大學生試卷反映了李大釗的授課效果。如1923年北大政治系二年級的學生賀廷珊,在“唯物史觀”試題“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并其及于現代史學的影響”中,就闡述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稱“自有馬氏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歷史界開一新紀元,也是影響于史學上的最大之點”。在對各種唯心史觀略作做批判后,他寫道:“馬氏真不愧為紀元人?!盵⑤]從這份試卷上,可見答題者對唯物史觀理解很準確,李大釗為這份答卷給出了評了“玖拾伍分”的高分。由此可見李大釗講授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成果。

                    北京大學最先成立了中國最早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 發起成立進步社團并加以指導,是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重要渠道。1920年3月,在李大釗指導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何孟雄、黃日葵、王復生等19人秘密發起成立“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得到北京大學校方的支持,校長蔡元培不僅在該會的成立大會上講話,并批準由學校撥給兩間房屋供其使用。[⑥]據此,研究會建立了“亢慕義齋”圖書室?!榜R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立伊始就購買了英、德、法三種文字的馬克思全集各一套,到1922年2月,“亢慕義齋”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余種、中文書籍20余種。[⑦]至今,北大圖書館保存著封面蓋有“亢慕義齋圖書”印章的8本德文文獻,這是20世紀初期馬克思主義在北大乃至全國傳播的見證。

                    在李大釗和鄧中夏、羅章龍、王復生等積進步學生的推動下,北大“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會員迅速發展,1921年有50余人,1922年有150余人,1923年發展到250人左右。[⑧]成員中以北大師生最多,一批骨干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會為北方地區的建黨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

                    同時,1920年12月,李大釗和北大政治系學生徐六幾、郭夢良、費覺天等9人又公開發起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希望“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盵⑨]這說明,李大釗是在與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比較中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而該會的活動,同樣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潮在全國傳播的興起。

                    北京大學是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基地

                    由于李大釗卓有成效的宣傳、教育和組織活動,北京大學不僅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中心,而且對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這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南陳北李,首創黨組。1920年春,就在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廣泛傳播之時,共產國際向中國派來了使者維經斯基一行。維經斯基的到來,加快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步伐。在天津北洋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的引見介紹下,維經斯基到北京大學拜訪了李大釗。李大釗和維經斯基在熱烈交談和討論之后,又介紹他到上海去會見原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其后,陳、李二人通信不斷,商討創建中國共產黨之事,北大青年教師張申府和學生張國燾則來往京滬,傳遞信息和意見。當陳獨秀為取名“社會黨”還是“共產黨”征求李大釗意見時,李大釗明確回答應定名為“共產黨”。[⑩]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組織——上海共產黨小組。隨后,李大釗在北京發起建立北京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在北大紅樓圖書館李大釗主任室成立。小組最初成員為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1920年11月改為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支部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支部成員共有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張太雷、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女)等15人,其中張太雷為北大校友、繆伯英是北京女高師學生,其他都是北大師生。

                    李大釗指導北方各省建立黨團組織。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共產黨北京支部成立以后,李大釗作為北京地區的負責人,不僅領導北京一地的革命活動,而且高瞻遠矚,派出不少黨員或“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會員,到他們各自的家鄉或其他地方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建黨建團活動。如山東黨組織的創建,就是王盡美數次來到北大拜訪李大釗,李大釗給予指導,由此推動山東黨組織在一大前即1920年冬就成立。又如山西,1921年至1922年之間李大釗派高君宇多次回到太原,在太原推動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山西黨組織。而在陜西學生李子洲、魏野疇等畢業回家鄉工作時,李大釗專門與他們談話,指導他們如何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開展建黨建團工作。在東北,他先后派羅章龍、陳為人、楚圖南等早期黨員去宣傳革命主張,逐漸開展當地的建黨活動。在江西,他通過北大學子袁玉冰利用寒暑假回家的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在袁玉冰的帶動下,江西也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后來著名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即為其會員,他們先后都成為江西黨團組織的負責人或骨干。[?]

                    北大師生、校友的建黨活動。實際上,在陳獨秀于上海、李大釗于北京的建黨活動之外,北大師生、校友還參與了其他地方的建黨活動。在此列舉如下: 1920年冬,毛澤東與何叔衡等籌備創建湖南共產黨小組。1918年冬至1919年春,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書記員。1921年1月,陳獨秀在廣州指導重建廣州共產黨小組,其成員有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均為北大校友。1921年春,旅法共產黨小組在巴黎建立,其成員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等。負責人張申府原為北大哲學系講師。而在前述上海共產黨小組中,除陳獨秀外,還有沈雁冰(茅盾)、袁振英和李季等3人亦為北大校友。

                    在各地黨組織成立之后,創建一個團結、堅強、統一的全國性共產黨組織必然提上了日程。1921年3月,李大釗在《曙光》雜志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在該文中,李大釗呼吁中國的C派朋友組織起來,建立一個大團體,以進行中國的大改革。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上海召開,一個新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誕生了,中國革命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據統計,在中共“一大”前,共有8個地方建立了黨組織,其中6個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共有黨員58(舊說為53)人,其中在北大入黨的師生13(舊說11)人,在北大學習及工作過已離校的校友10人,兩項合計共23(舊說21)人,約占黨員總數的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13人中,有北大的學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總數的38.5%。從這幾個數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黨時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貢獻。

                    參考文獻:

                    1、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王孝挺、黃文一主編《戰斗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注釋:

                    [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9年1月)《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2卷,第364頁。

                    [③]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2卷,第367頁。

                    [④]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第6卷第5號、6號,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3卷,第14頁、15頁、20頁、39頁、5頁。

                    [⑤]賀廷珊 “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并其及于現代史學的影響”(試卷),北京市檔案館藏。

                    [⑥]羅章龍《回憶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頁。

                    [⑦]《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四)《北京大學日刊》1922年2月6日。

                    [⑧]王孝挺、黃文一主編《戰斗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⑨]《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通告》《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12月4日。

                    [⑩]張申府《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后情況的回憶》《張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頁。

                    [?]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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