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宇:對當前中國經濟的三個基本判斷

                    隨著國內疫情的逐漸向好,人們從隔離狀態開始逐步復工復產,中國經濟開始走向復蘇。然而全球疫情的蔓延,給中國及世界經濟帶來極大不確定性。

                    中國經濟能否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元氣”?人們為什么對經濟復蘇感受較弱?下半年宏觀政策有哪些重要著眼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給出了他的判斷與展望。

                    對經濟形勢存在的兩大誤解

                    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下半年的經濟形勢,我有三個基本判斷。

                    第一個判斷,中國已經從疫情帶來的經濟停擺狀態中完全走出來,步入疫情防控與經濟重回正軌的道路上。

                    第二個判斷,當前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地方是既有一季度經濟停擺的后續影響存在,也有中國經濟中長期結構變化的影響交織。

                    第三個判斷,中國雖然已經從一季度經濟停擺狀態中走出來,但世界范圍的疫情及疫情的長期走向,給中國及世界經濟帶來很多不確定性。

                    基于這三個基本判斷,我認為,推動當今中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已經不只是提出復工復產,讓大家回到原來工作崗位上就能帶來經濟恢復這樣簡單化的判斷與解讀。如果我們對經濟的動態觀察不清晰,就會使我們過于簡單化地理解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造成“診斷偏差甚至錯誤”。

                    比如,我們經常聽到對中國經濟的兩個“天真”的理解。一個是由于對經濟動態觀察不清楚,認為中國經濟現在還處于非常悲觀的狀態。其實,中國經濟應對疫情沖擊已經取到很好的成績。從投資需求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1—3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84145億元,同比下降16.1%。1—4月份,該數據同比下降1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8個百分點;1—5月份,該數據同比下降6.3%,降幅比1—4月份收窄4.0個百分點。很多人只看到了數據中的“同比下降”,就認為經濟悲觀。實際上,如果我們動態地觀察經濟數據,就會發現累計數據降幅的逐月收窄,意味著單月的大幅增長。只有單月大幅增長才能抵消降幅,才能形成降幅逐月收窄的情況。

                    另一個對中國經濟“天真”的理解是認為政府能做更多的事,不斷出臺新政策,救我們于“水火”中。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世紀性的重大沖擊,這種沖擊造成了一季度巨大的社會經濟活動下滑。上半年國家陸續出臺了各種政策幫助經濟恢復。我們也看到,4-5月中國經濟的積極變化和有效恢復。很多政策,比如增加特別國債和赤字,這些政策的實現都需要時間,很多人對一些刺激政策的見效過于心急。當下,我們更需要將已頒布的各項政策更快更好地落實,在執行深入方面下功夫,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期待出臺更多的新政策上。

                    人們為什么對經濟復蘇感受較弱?

                    如果說中國經濟存在隱憂,我認為隱憂主要不在中國經濟內部,而在中國經濟的外部,在于整個國際形勢動蕩和國際對疫情控制的程度不足。IMF近日發布《世界經濟展望》,預計2020年全球GDP增速為-4.9%,此前預期為-3%;預計2020年美國GDP增速為-8.0%,此前預期為-5.9%;預計2020年歐元區GDP增速為-10.2%,此前預期為-7.5%。IMF調低各主要經濟體和世界增長預期,主要考慮到疫情的持續影響和社會疏離政策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因此,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局勢是更加惡化的,受疫情影響,外部世界總體對中國的商品需求會更弱,全球產業鏈成本增加等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IMF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預計在2020年能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一個“正增長”,對世界經濟非常重要。雖然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并未對全年經濟增長設置指導性目標,但其實大部分人對此還是有預期的,他們認為會高于IMF對中國2020年經濟增長1%的預測。如果要抵消一季度經濟負增長,中國要經過二季度的努力恢復期,三、四季度的發力期,這意味著下半年經濟可能需要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增長速度,甚至更高。

                    那么,為什么還有很多人感受不到經濟強烈的復蘇感,還存在很多憂慮?我認為,這些憂慮來自于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投資消費決策最害怕的就是不確定性。雖然中國國內疫情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對疫情的防控仍沒有松懈。并且,縱觀世界,全球疫情走向尚未明朗。面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比較典型的是延期消費和延期投資。我們看到,雖然很多人感到收入降低了,但是銀行存款增加了,老百姓的儲蓄率提高了,說明大家減少了一些奢侈性的、不必要的支出。一家企業是否要投資一條新的生產線,在疫情的不確定性下,很可能會選擇再等一等。這是中國的需求顯得不那么旺盛的原因。因此,我認為,全球疫情的不確定性是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總需求量的最大變量。

                    上半年陸陸續續的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保證整個金融系統流動性的貨幣政策,以及針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的紓困政策,都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但是力度是否足夠還需要觀察。因此,我認為下半年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力度仍將隨著觀察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經濟成績的表現來進行調整。

                    如果投資的熱情不夠,政府和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投資不能夠迅速彌補因為不確定性而下降的民間投資的話,那么下半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力度則仍需加強。不確定性是經濟繁榮活力的最大殺手,所以我們應當對其保持足夠的關注。

                    第二個方面,這種憂慮感與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化有關。中國的經濟人均收入增長很快,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們的需求結構會發生變化。當需求結構發生變化,那么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則必須隨之調整,能夠適應變化后的需求結構。

                    經過疫情的沖擊,需求結構的變化將會變得更加明顯。我們需要區分哪些產業將出現萎縮,哪些產業將會興盛。因此,雖然中國經濟在第一季度受到了疫情的沖擊,但并不應該盲目擴大需求,反之,在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上應當有所取舍。我們在現階段仍應強調以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讓企業家們去探索,讓消費者們去選擇。讓市場保持活力并不僅僅依賴于刺激政策,更要讓市場去發現哪些產業更有前途。這種結構調整是有挑戰性的,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宏觀政策并不能為其“續命”。

                    第三個方面,為應對疫情采取的社會疏離政策會增加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交易成本。為抗擊疫情,人們需要保持社交距離。這種社會距離或者社會梳理的政策將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毋庸置疑,這些為防范疫情所采取的的措施政策是必要的,但疏離措施所給企業增加的成本是沒有被預估的,這會導致經濟活動建設看起來“沒那么好”。這也是造成憂慮感的原因之一。

                    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著眼點

                    我認為,為更好地理解中國下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應重點著眼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應繼續落實“六?!比蝿?,也就是保底線的政策。疫情不同于金融危機,也不同于貨幣危機,它是經濟體系之外的力量,從一定程度上摧毀或打亂了經濟活動的節奏。疫情對于不同行業及企業的打擊力度不同,一些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很好,但卻受到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因此,落實“六?!比蝿杖詫⑹俏磥磔^長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應當迅速且及時地為有困難的行業、企業和個人提供合理的支持與幫助。其中,保民生、保就業是“六?!闭咧械年P鍵點。

                    第二方面,充分落實提振經濟需求的政策。提振經濟有兩個著力點。一是財政上要創新工具,讓積極的財政政策迅速落實。中國財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間很大。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財政收支情況處在最有優勢的狀態。因此要加快創新工具,如果落實到位,就會表現為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速加快。同時,政府或政策性銀行支持的一些農業、農林水以及社會投資也會得到提振。二是做好預期管理。面對全球疫情的不確定性,中國政府應當在如何管理預期影響投資者和民眾的信心方面多做工作,以減小由疫情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延期消費、延期投資的影響。政府宏觀政策及各種投資項目的實施應變得更加透明。財政進行了大量的支出、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機構也對于很多企業進行了大量的支持,就應當更透明更準確地公示這些刺激政策落實情況。公共投資和政府投資的增加會在無形當中帶動民間的信心,若企業家、投資者及消費者能夠更全面地了解政策后續推進的情況,那么將會更準確地判斷經濟形勢,減輕疫情不確定性帶來的沖擊。三是提升民間信心。越是危機的時刻,我們越應當進一步推進改革、加強法制、保護市場經濟秩序。對市場秩序的保護能夠讓民眾建立起穩定的預期,從而更快地渡過難關,創造更好的未來。

                    第三方面,應當建立良好的市場制度和激勵機制,使得企業能夠更自主地進行資源的再配置。若沒有發生危機,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收入增長一定會帶來需求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的變化一定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然而,產業結構如何去變,如何去滿足新的消費需求,并非簡單地只需要中央政府給予刺激政策,而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力量,更好地保護民營企業家們的探索精神、更好地實施中國的破產法。沒有企業會永遠活著,企業的生生死死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中國的經濟活力在穩定的法制框架下、在產權得到充分保護的情況下,能夠讓中國的參與企業、市場活動的人都有長期穩定的預期,十分關鍵。

                    只有這樣,人們才會做出更明智的決策,去增加未來有前途的領域內的投資,去探索更新、更高質量的產品、服務形式以及服務品類,以滿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過剩產業則會自動得到收縮。建立良好的激勵制度有利于促進中國的資源再配置。并不是所有產業都能在疫情過后會重新獲得活力,疫情將會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因此,在疫情造成的綜合性危機期間,結構調整的任務變得尤為重要。

                    建立這種機制應從四個方面發力。第一,出臺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政策。第二,研究傳統企業轉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務。第三,明確這種激勵機制在稅收上的變化。第四,探索如何把該改革推向深入。建立激勵制度對于提振全民的信心、提振企業家投資的信心,是至關重要的。

                    陳玉宇,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并擔任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2014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獎。他致力于經濟發展和生產率、人力資本和增長、健康和污染、行為經濟學與勞動市場、收入分配、地區差異等領域的研究。他的研究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PNAS)等國際學術雜志。曾獲得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厲以寧研究獎、北京大學優秀教學獎,多次獲得光華管理學院教學優秀獎。

                    (本文首發于中新經緯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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